那里是我生命的根 　　吾 丁 　　1981年，我考进高中。

那里是我生命的根 　　吾 丁 　　1981年，我考进高中。那时我们的学校，分为东西两个大院，中间隔着一条小街，还有一条地道相连。西院的教室都是青砖瓦房，有个青砖铺地的大院子，开全校大会，做课间操，都在那里。我们21班的教室跟22班并列，就在院子北侧。我们班门前有一棵古老的苦楝子树，叶子很细小，所以树干总是显得光秃秃的，时节到来，树上还会结一些小颗粒状的东西，用我们班张书芳的话说：树上长了好些个小绿圆圈儿。 　　西门出去就是大马路，沿着马路往南走是城里的方向，往北走是出城的方向。我们家在城北，走路大概20分钟就到家。西门马路对过就是县政府机构，用一溜并不很高的青砖墙跟外界隔开，那里是县什么什么单位。我很小的时候，记得那墙上写了一行大字"抗议李敏镇压群众！"，字迹有些斑驳，但是印象很深。李敏好像是当时的县长或县委书记，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镇压群众，惹得群众们起来反抗。我们河北人历来有不畏强暴的造反传统，所谓燕赵之士慷慨悲歌。但是到了最近，燕赵之士好像也快变成了窝囊废，"我爸是李刚"，光天化日，权力机构蛮不讲理横行霸道，升斗小民百般无奈忍气吞声的活报剧，竟然上演在燕赵之地，实乃奇耻大辱。 　　西门口是杨老师的传达室。杨老师原是数学老师，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离开了教学岗位。他的传达室门前摆满了花盆，各种各样的花，争奇斗艳，颇有气势。我本来对花草不感兴趣，多亏了杨老师那里的花坛，才略微知道了几种花的名字，比如文竹或燕子掌。 　　大门外的马路，也是赶集的主要场地，赶上大集，整个一条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种时候我们学校的大门一定是关上的，否则赶集的人们恐怕要赶到我们学校里来。有一次大集，趁着大课间我们出去看热闹，就在我们的大铁门外，有个江湖好汉正在摆地摊卖野药，怪腔怪调的吆喝声至今犹在耳畔：我这个药真是灵！很多人吃了，很多人好...... 　　这句话在我们北方人听起来很奇怪，我们不这么说话。后来我走南闯北，也接触过很多学中文的老外，他们才这样说中国话。当时我们听了大笑不已，于是撺掇他再说一遍，他重复一遍，我们再大笑一次，如是再三。问他从哪儿来，他说是福建来的。从那以后，我就得到一个印象：福建人说中国话跟我们不一样，跟外国人一样。朱金涛记住了这句话，而且总是略带夸张，每次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30年过去，不知金涛还记得否？ 　　东院主要是学生食堂，教工食堂，篮球场和宿舍，也有一些教室。我没在那边上过课，加上我走读，不跟大家一起吃饭，所以对于东院，除了上体育课以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篮球场的围墙外，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水塘，篮球有时候抛出墙外，我们就要翻墙出去拣球。那片大水塘的某个角落，好像是丁老师当年种菜的地方？丁老师和我爸爸是本地著名的两个右派，我爸爸是在陆军66军196师任文化教员时被光荣地打成右派，经过团泊洼光荣地劳动改造以后，被光荣地发配到本乡，光荣地流放在公社中学摘帽继续改造；而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丁老师，则光荣地在县城里种菜。那真是一个人神共愤的光荣的时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天，我爸爸牵着我的手，走过没有鲜花盛开的村庄，来到没有希望的田野上，那里有丁老师的菜园子。聪明绝顶的丁老师把菜园里料理得卓然不群。黄瓜和西红柿生机盎然，井井有条，比新华社的通稿还干净整齐，一点儿杂草都没有，和谐如天堂。他摘了黄瓜和西红柿给我吃。那是我一辈子里吃过的味道最好的纯天然蔬菜。 　　通过我爸爸和丁老师，我才知道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右派。你不服气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建议政府再来一次反右运动，如果你有幸光荣地当选，我一定追认你是个聪明人，让你也光荣一番。还有一点，我已经彻底认识到，一个人的思想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右派被改造的结果是变得更右，连他的儿子都变成极右分子；而在反右时对右派拳脚相加的那些文盲们，发展下去只会从人渣变成乌鸦。 　　我的小学阶段简直是一笔糊涂帐，初中前半部分也记忆模糊。我上学不算晚，但是进大学时，我年龄偏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的初中，反反复复，大概总共读了有4-5年之久。父亲不在身边，妈妈管不了，学业乃一塌糊涂。我曾经上过"文艺班"，这个班好像跟别的班级有些不同，所谓都是些有文艺才能的孩子们----当然包括我----组成的一个特殊班级。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在魏老师，韩老师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学习阶段。我们班的学生，各自根据自己的才能，或学乐器，或学其他。很惭愧，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学什么的了。这事儿我改天要去问问魏老师。我们班的教室对面，是县文工团的宿舍兼排练厅，偶尔听到那屋里传出的京东大鼓"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了人两个，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当年那个唱大鼓的小伙子，面目清秀，总是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裳，气质儒雅，如今已不知身在何方。 　　现在我要说到我生命里最重要的老师们。从上面提到的文艺班开始，我就深深地记住了魏老师和韩老师，还有吕国声老师。或许在那之前我也认识他们，但是师生关系，应该是从文艺班开始的。魏老师身材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说话细声慢气，总是微笑着，从来不发脾气。他是全世界写板书写得最漂亮的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板书，简直是艺术品。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把汉字写得如此的漂亮。他写的字不但每一个字体漂亮，而且整篇的布局也非常好，整篇来看也是毫无瑕疵。 　　韩老师则身材高大，沉稳庄重，说话慢条斯理，条理清晰。韩老师的板书，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自成一派。他是地理课老师，他备课时总是先把一些重点写在一块小黑板上，上课时拿着小黑板，再加上地球仪啊直尺啊什么的教具，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上课时总是抱着一大堆东西。他教我们看地图："地图上蓝色的是海洋，褐色的是陆地，颜色浅的地方表示海拔低，颜色越深表示海拔越高，你们看，颜色最深的是青藏高原......"讲到印度的时候，他还教我们用谐音背圆周率"山颠一寺一壶酒......" 　　后来文艺班不知怎么停办了，教育制度开始改革，初中恢复三年制。当时成立了一所"子弟中学"，在那里有两个初三年级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当年那是考高中的必经之路。当时我爸爸已经从下边调到县中学，开始严厉地督促我的学习。子弟中学，顾名思义是干部子弟的学校，是吃商品粮的孩子们的特殊学堂，我能够跻身其中，还是靠了爸爸在学校系统里的一点微薄的影响力，才混进去。我们甲班的班主任是语文课董老师，隔壁乙班的班主任是数学课张玉龙老师。快到考高中的时候，我爸爸跟其他的几位老师一商量，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都能考进最好的高中----县中学，必须给孩子们开个小灶。于是他们几个老师就在私底下搞了一个补习班（我们叫它"小班"），相当于小小的"进学私塾"，在周末补习。教室是现成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基本学员就是我们这些老师的孩子，充其量算"教师子弟"，当然跟党的"干部子弟"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风声传出去，干部子弟的爸爸妈妈们又开始反过来求这些老师们，让他们的子弟也来补习。所以后来我们的小班里，也进来了很多干部子弟。这是我们当年求学阶段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一进高中，我们21班的班主任是数学课刘观宁老师，教课一流。课堂上很严肃，但是私下里很喜欢开玩笑，笑声爽朗。我们的青砖教室，前后两排窗户，夏天窗户全部打开通风，因为窗户是朝里边开的，老师进课堂我们起立，窗下边的学生脑袋撞在窗上，轰然有声。刘老师当即关切地问道：窗户没事儿吧？乃哄堂大笑。从此以后，这种方式成了我们经典的调侃手法。 　　我们教室门前有个小小的台阶，算是召开全校大会时，讲话者的一个小舞台。我也在那里带广播体操。有时有一些小小的文艺表演，也在那里上演。我朗诵过苏东坡的词，跟朱金涛合作表演过双簧。还有一次我们四个男生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男声四重唱，把我表哥叫来用吉他伴奏，我们唱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插曲《大地早上好》，一来排练不够，二来都很紧张，吉他伴奏也不高明，一开口就跑了调，越跑越离谱，简直不成体统。郭绍海老师站在台下，看到我们驴唇不对马嘴的狼狈相，哈哈大笑，笑弯了腰。郭老师很有些文艺天分，可惜也已英年早逝。还有一位过早离开我们的是吕守六老师。他当年得了乙型肝炎，只有我爸爸毫不在乎，让吕老师搬到他办公室里一起办公。吕老师身材不高，说话很诙谐，我很喜欢听他说笑话。 　　语文课一开始是宋老师，我从来不叫宋老师，而一直叫万平叔的。这是因为他没有调进县中学之前，我就认识他，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所以我一直称万平叔，从来没有叫过老师。他的板书也是一流，我们小时候都跟他学过写字。退休后自修书法，颇有心得。现在我日本的家里还挂着他写的一幅隶书挂轴"枫林霜作画，雁阵自成书"。后来语文课是王春江老师，是个老烟枪，牙齿是黄的，上课很有一套。有一次上语文课，不知道为什么讲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一大通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有一次，他突然拿来一首诗，原来是把不同的唐诗的句子摘下来，重新拼成了一首诗，十分工整，令人叫绝。 　　高中2年级时，又来了一次教育改革，高中恢复三年制。怎么恢复呢？一共四个毕业班，一半2年毕业，另一半再学一年，变成三年。我选择进了三年班。这样看起来，两次教育体制改革，我们都赶上而且都是受益者。换句话说，我们84级大学生这一拨，是第一批恢复中学六年制的学生。（当然，中国之大不能一刀切，我们大学班级里也有少数高中两年制的同学）。 　　高1和高2时，因为要学理化，所以我的总成绩一直在班级的最后徘徊，因为，老天爷，我实在学不会物理和化学那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只是我打定了主意要学文科，所以理化学不会也就罢了。到现在我还对刘国维老师满怀歉疚，那么好的物理老师，我硬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也实在听不懂）。上物理课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至于化学课就更糟糕，我连老师都忘了......谁教我们化学课来着？ 　　要命的是，数学我也一窍不通，而文科也要考数学啊！高三时，班主任换成了数学课的李景良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其他科目的成绩自然遥遥领先，但李老师拿着我的数学卷子找到我爸爸，一看，11分。两个人惆怅了一番，临走时李老师留下一句话"这不麻烦了么......"。 　　怎么能学好数学！这是我一辈子解不开的一个难题。学不会，硬着头皮也要学！好一个李景良老师，教我用一套类似背诵的方法来学数学，算是摸准了我的命脉。我的最强项就是背诵，他教我将数学题分门别类，记住类别的解法，就迎刃而解了。尽量多背诵一些类别，用背诵代替解析。这样，高考时数学一举拿下87分（满分120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算是踏实了。即便是这样，数学还是大大地拖了总分的后腿，人家数学一般都考到100分以上，甚至11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反过来说，数学如此拖后腿，总分还能保证我昂首阔步进入大学，可以想象我的其他科目多么强大。　　 　　历史课对我来说有些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大学进的是历史系。我的历史课老师是王玉群老师，很和蔼，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讲课很棒。丁老师其实并没有担任过我的历史课老师，但是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特别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儿时的记忆吧。丁老师带领我们排练过合唱，今天的孩子们或许想象不到当时的条件，没有现成的合唱总谱，需要自己从录音机里一句一句地听，然后把整首歌刻板油印，然后带领大家排练，这都是丁老师做的。我们唱《长江之歌》和《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颂一个美好的时代。丁老师在高考冲刺阶段，给大家上大课，在篮球场上。我报志愿的时候，碰到这位上海人，他说，你报复旦大学，在北方呆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去南方看看。这样，我就到上海读书去了。我们河北佬不爱吃辣椒，丁老师淡淡地说：一个人一辈子连辣椒都不吃，那不是太亏了么，这么美味的东西......因为他这句话，后来我也开始吃辣椒了。他和我爸爸都曾在四川生活过，都吃辣椒。我爸爸吃辣椒吃到胃疼。 　　1984年我离开故乡去上海求学，毕业后又去了广东谋职，1993年更东渡扶桑，屈指算来，到今年为止，离开家乡已经27年。每每念及自己人生成长过程中那么多培育了自己的老师们，心中总是充满一股柔软的情绪，一股呼之欲出的感谢和怀念之情。虽不能列举详尽，但我向所有的老师们表达我深深的感谢。他们是前辈，我们是孩子，这是命中注定；他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这是缘分所在。他们对我们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辈子不会磨灭，甚至影响到我们吃辣椒。碰到这么多好老师，真是三生有幸。我的这些老师们，都不富有，但是他们教给我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令我在人生的旅途中虽有挫折不致放弃；他们或许算不上是大学问家，但是他们都是引导我们向上攀登的梯子，他们的肩膀是我们一步步向上的台阶。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推动力，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回望故乡，不胜依依。 　　那里是我生命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