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祸】前几年我常在北美的网络论坛上被爱国青年们训导，他

【语 祸】前几年我常在北美的网络论坛上被爱国青年们训导，他们经常很坦率地赞美我是个狗汉奸，偶尔也有爱国青年问候我的家人；后来在日华人也有了论坛，我就开始在那里出没，因为距离近，有些人甚至认识我本人，说话就客气了很多。与北美爱国青年的坦率直言相对照，这里的爱国青年们经常指责我在评价“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时候“不客观，不公正”。开始时我还不以为意，觉得他们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没往心里去。但是经不住反复地批判，我就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是否真地“不客观，不公正”。思考的结果，联想到这些爱国青年几乎都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让我得到一个结论：并非我自己“不客观不公正”，恰恰是爱国青年们陷在一种类似“语祸”的境地中而已。 　　 　　刘再复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语狂”现象。他说，在他们读书的年代，到处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独断性的特定语言和词汇，其他的词汇被强行禁锢，每个人一开口就是那一套词汇和语言，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语言的狂热”，即“语狂”的状态。比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兴无灭资”之类的语言。那个时代，人人都相信类似“任何关系都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教导，以致医院里利用抓阶级斗争当作给病人治病的手段。又比如“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更了不得，谁睡在自己身边呢？当然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于是老婆怀疑老公是赫鲁晓夫，老公也怀疑自己的老婆是修正主义分子。总之，语言的狂热导致人的精神的非正常状态，乃至整个社会都变得不正常。这种状态，据再复先生分析，是“语言对于人的反作用”，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是被动地供人类使用的工具，它也会反过来主动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简单地说，并不仅仅是“我说语言”，反过来“语言说我”的情形也同样存在。 　　 　　不消说，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有毒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被“毒害”。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大多数人会一辈子“身在毒中不知毒”，但是，毕竟有少数的觉悟者，可以通过反思来“解毒”，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批毒”，这些人就是这个民族中的精华所在。如果我们说所有人都永远都处在“中毒状态”而不能自拔，那么这个民族真该下地狱了。再复先生写出这样的文章，其意义就在于他以批判为手段，为自己“解毒”并“批毒”，其目的在于使尽量多的人摆脱“语狂”的非正常状态。 　　 　　我与再复先生是两代人，但是我深深赞同他对于语言对于人的反作用的分析。从我自身来说，所幸文革十年，正是我从蹒跚学步开始到小学中段的十年，经历这个有毒时代的最盛期的时候，我还小，受其毒害不算深；另一方面，或许是受家严的耳濡目染，我似乎从小就对这种呆板僵死的语言和词汇有着天生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对将这一切僵化的语言强加于我们的党和政府产生了一种倔强的厌恶情绪。到了高中时代，我就基本认定了一条辨别是非的准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消息，需要反过来看。它们说好的就是坏的，它们说坏的就是好的。 　　 　　从外部大环境来说，我们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基本上处于主张思想自由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时代，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最为开放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外部环境加上自己的自慎习惯，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语狂”的境地。 　　 　　我们的大学时代，确实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校园里各种讲座层出不穷，听讲座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某些枯燥的必修课程。比如政治课程，一般来说全班的出勤率不到30%，现在想来，真对不起政治课的老师。与此相对照，好讲座是一定不放过的。我欣喜地发现，我们的大学里有这么多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思想丰富的演讲家！哲学系的谢遐龄，当时还是研究生，其貌不扬，声音也没有“磁性”，但是他说：“原来汤因比会算卦啊，两次世界大战都让他给算准了”时那副貌似满不在乎又充满敬仰的神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经常举办讲座的那几间大教室，几乎永远没有空位置，站在窗外走廊上听讲座是司空见惯的情形。李泽厚先生来作报告，预定的大教室里从下午开始就座无虚席，到最后不得不动用了相辉堂(大礼堂)。我还记得有一次举办讲座的是两个美国留学生，一个用英语主讲，另一个在黑板上偶尔写出比较难听懂的短语，帮大家理解。有时还做个鬼脸给大家解释一下，气氛很活跃。我记得那个美国留学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来中国3年多了，最近我决定回美国去。一定要回去的原因是：我担心如果我一直住在这里的话，我的思维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会被你们影响甚至同化，所以我必须离开，回到我原来的思维世界里去。我要从那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跟你们一起谈论，但是现在，我必须离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后来是否又来了中国，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这段话却让我记忆犹新。 　　 　　那时的讲座/报告都是启发性的，思考型的，开眼界式的，反思式的。没有歌颂式的，没有夜郎自大式的，更没有炒股经商选美之类的讲座。开个玩笑，最没有思想性的讲座，大概就算我们吉他协会主办的《美国乡村音乐欣赏》了。我们协会甚至把上海师大作曲系的老师请来，给本校大学生们讲“作曲技巧”。虽然这个讲座的效果近乎“对牛弹琴”，我只是想说，可想而知，我们的讲座的范围是多么广。 　　 　　从外部看，各种新书，新刊物也是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这不仅仅是指出版物的数量——从数量看，今天的出版物绝对超过当年——而是从出版物涉猎的范围，思想深度，以及作者的精神自由度。有一天，两个自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的人来我宿舍找我，让我给他们联系一下在我们校园里销售他们自费出版的诗集。我大惑不解：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他们说是我在北大的高中同学告诉他们的，然后他们就背着一大堆《新潮诗集》，跑到复旦来找我，精神何其可感。我就跟他们一起在第一食堂前边的报栏前开始卖书。如果有我的同级生，你是否记得第一食堂前卖《新潮诗集》（上下两册）的？卖了很多，好像也丢了很多（偷书不算偷，好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呵呵呵）。最后我没得到经济利益，他们给我留下了几套诗集，算是感谢我的辛劳，就赶回北大去了。我从那里知道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等诗人的名字。 　　 　　从本身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大约有三个。一个是先天性的，我把它叫做“造化”，即天生的。这个因素要请教生物学家，我感觉每个人的生理构造不同，使得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不一样。第二个是家庭影响。第三个当然就是学生阶段的教育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高中和大学阶段。 　　 　　现在我要说到70年代中期以降出生的人的思维方式问题。对于他们的“造化”和家庭影响，我无从得知，因此我的着眼点是他们的外部教育环境。从这个角度说，很遗憾的是，他们的高中大学时期没有赶上80年代这段宝贵的思想自由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一旦过去就不复返了。因此，他们所经历的社会语言环境，与我们做经历的有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思维环境，是开放式的，批判与反思式的，对待西方文化是接纳式的。择其代表性事件，则有86年与89年的两次大规模旨在要求民主自由化学生运动，以及电视片《河殇》等等。 　　 　　众所周知，89年开枪以后的中国，在思想文化界，急剧退回到共党军管时代的状态，思想自由化倾向再一次被严厉取缔，实质上，开枪以后，在政治方面回归到毛时代的绝对权威，在思想文化方面，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崩溃，必须寻找一个能够笼络人心的意识形态替代品，立足未稳的江政权，选择的是即使在毛时代或邓时代都没有被采用的“竖立外敌”的策略，即批判他国以转移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批判和不满。这一特征，其本质已经倒退到清朝晚期，远远超过毛时代意识形态的落后性。在对待本国政府和执政党的评价方面，江政权在“讲政治”的幌子下，提倡主旋律，批判不和谐的声音。其实质就是回到文字狱的管理方式。 　　 　　比如评价毛泽东，他们所说的“客观公正”，无非就是“毛主席也是人，总体来看还是7分功劳3分错误”“死了那么多人，也不是主席杀的”等等；在评价中共抗战时，他们无非就是：“共产党是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在评价朝鲜战争时，他们会搬出东北的朝鲜战争纪念馆所陈列的史料和数字来“客观公正”地告诉你，“我军”是如何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骄人的胜利。等等。说来说去都是“我党”的喉舌宣传的那一套东西而已。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想，他们虽然年纪比我年轻，但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却回到了我小学的时代那一套系统，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社会并非从进步走向进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一个证明。 　　 　　有识之士指出：相信一个媒体被操纵的社会所披露的“真实的历史”，只能说你缺乏人生经验罢了。这句话送给他们，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社会语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回归到封闭式的，夜郎自大式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则是拒绝或不屑一顾。其语言习惯，则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特点，比如“对待我们国家的问题，对待我党我国政府的评价，要遵循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之类，表面看起来“客观公正”，实际上恰恰是掩耳盗铃虚晃一枪的“假客观假公正”的语言。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年轻人对我的“看问题不够客观公正”的指责，仅仅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后果，是一种那个时代的“语言的狂热”，也可以说是一种“语祸”。 　　2007．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