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纵视（上） 　　吾丁 　　本文将以年代为纵轴，以教育环

年代纵视（上） 　　吾丁 　　本文将以年代为纵轴，以教育环境和社会大背景为横轴，对几个不同时代的人做一个对比。对比的中心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笔者这一代人），和75年至80年前后出生的人，同时对其他时代的人亦有所涉猎。论述不周之处，请方家指正。 　　必须指出的是，对不同时代的人，无论是论述还是对比，笔者都没有一概而论的意图，不同时代的普遍性特征存在的同时，一定有某些不同于普遍性特征的特例，这些特例的存在，不应被视作本文论述的自我矛盾之处。 　　1． 　　对于我们6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对于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还是很小的孩子。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文革而被耽误学业。我们的教育，如果一定要说受到文革的影响的话，也仅限于小学时代，上课也还算正常，只是多一些割草积肥拾麦穗之类学工学农的内容。小学毕业时文革结束，进入“拨乱反正”，我们的教育没有中断，而且赶上中学恢复六年制，进入初中，就赶上初中恢复三年制；进入高中，又赶上高中恢复三年制。然后参加高考。到我84年参加高考时，被文革打碎而遭废弃的大学教育，也已经恢复了7年，基本上重新进入正常的教育环境，而且教育质量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界进入了一个“反思与批判”的高潮期，反思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同时开始对执政党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套用一句简单的说法，那是一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某些年轻人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有“文革式的余毒”，这个指责是不正确的。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文革时期我们还是小孩子，还不具备接受环境影响的能力；而当我们开始会思考的时候，恰恰赶上了一个“反思与批判”的全社会性的新思维大潮，所以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与其说是“文革式的思维”，毋宁说是“批判文革的思维”。 　　许多人用“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苦难的一代”等等名称来归纳不同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一个什么名称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是“吃饱了撑的一代”。 　　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停滞，执政党坦言“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的生计之艰难可以想见。到我们的成长期，文革结束，进入80年代，日常生活的物质水准，有了明显的提高。那时候的中国，真是让人充满希望，我们高中时经常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真诚地为了祖国的明天歌唱，准备为祖国贡献青春。80年代初期，我们体会到从“吃不饱”到“吃饱了”的转变。 　　吃饱了以后，摸摸肚皮，觉得撑得慌，摸摸脑袋，开始思考一些比吃饭更高级的东西。吃饱了是前提，但是仅仅有前提并不能推导出结论，比如猪也会吃饱，但是猪没有结论，因为猪不会思考。我们思考的是民主政治，思考多党制，思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然，那时我们年龄尚小，我们的老一代“吃饱了撑的”精神导师级的人物，列举不能详尽，比如刘宾雁，李泽厚，刘再复，严家祺，胡平，远志明等等，他们引导了我们“吃饱了撑的一代”的崛起。在我们还不具备完备的思考能力的时候，这些导师们已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大舞台上呼风唤雨，燃起灯盏，开辟道路。 　　我的大学时代是84年至88年。套用中共官方的话语，这四年是公认的“建国以来文化知识思想界环境最好的时期”。而且我们的老师还特意强调：不是最好的之一，而是最好的。 　　这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深渊，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执政党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又赶上赵紫阳胡耀邦两个比较开明的首领，成就了一个全社会性的开放性思维，反思式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思想环境。我们的大学时代，恰逢这个空前绝后的自由思想环境，实乃三生有幸。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专题讲座（好像没有金融股票房地产之类的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各种思潮，学说，西方思想的介绍铺天盖地，对本民族历史的再思考，对民族文化缺点的批判，对于发达国家的羡慕和追赶世界水平的渴望，构成我们大学时代的最主要的内容。电视片《河殇》可算为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巅峰之作。 　　这种全社会性的反思批判的倾向，蕴蓄到最后，首先爆发了86年的大规模学潮，那时候我们就明确地打出了“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主张。但是这场运动被平息，并导致开明领导人胡耀邦的黯然下台。 　　但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停息，又进入了一个蕴蓄能量的时期。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来到之前，我在1988年大学毕业。我们这四年大学，是最开放最自由的思想开放期，而且没有遭到血腥镇压，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四年宝贵的象牙塔岁月以后，全身而退。 　　1989年，枪声响起。中国的历史骤然转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2．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比我小10几岁，大概在1975年到198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 　　仅仅出于论述的方便，我也给他们一个名称，姑且成为“枪后族”，枪指的是89年的枪声。我界定年代的思维模式是一贯的：不以出生时间，而已开始接受外界影响的时间来界定。在我们经历中国最好的思想环境时，他们还是小孩子，还不具备接受外部影响的能力。等到他们可以接受外界影响时，就是开枪以后紧急转向的中国了。 　　我们这一代人，和枪后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与他们，仅仅是出生年代不同而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扩展到各自的父母那一代，就有了直接的关联。 　　我的父亲是教师，枪后族的父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辈。当年，我父亲是在台上低头认罪的人，枪后族的父母亲是在台下挥舞着拳头高呼打倒，甚至冲上台来殴打老师的那些人。 　　也就是说，枪后族的父辈和我的父辈的关系是：批判与被批判，殴打与挨打，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 　　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表述我的父辈和枪后族的父辈的关系。时至今日，当年批判与被批判的双方，孰是孰非，相信已经由历史给出了公断。 　　枪后族的父母亲们，在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龄，教育停顿了。他们不再上学，还被赶到了农村。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的辛酸描述是：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时至今日，下岗大潮的首当其冲者，也以那一代人为主体。 　　那一代人，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首先，他们年幼时，中国还有一些残存的传统文化的底子，从国外传入的，包括苏俄的作品，也还有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他们小时候受过这些东西的熏陶，从这角度来看，他们的性格中还有单纯的一面。但是，这种单纯的环境，到了文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革开始后，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破坏者，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可怜的受害者。 　　其恶果就是：整整一代人没有接受教育。到今天，中国还在为这个“迷失的环节”不断地付出巨大的代价。 　　高考恢复伊始的几届大学生，很多都是20大几30岁左右的人，而且他们基本没有扎实的中学教育基础，大多数是从插队的农村“考”进大学的，其“考试”的水准，可想而知。当然，如上所述，那一代人中，有某些天资很好，又一直坚持学习的人，虽然黄金岁月也被耽误了，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仍然会成为很出色的人才。我认识一位本校中文系的77级的学兄，就属于天资很好又肯钻研的人，令我敬佩。 　　但是，这种特例不能掩盖一个普遍性的时代特征，那就是：枪后族的父母亲，成长在一个没有教育的年代。